11个月的万亿顺差后，中国会陷入围困吗？
最近英国金融时报的欧洲资深财经记者罗宾哈丁来了趟中国。
在这次访华之旅中，哈丁反复向他遇到的所有中国的经济学者，科技领袖和商界人士提出了同一个核心问题：贸易的本质是交换，你向我提供有价值的产品，我也需要回馈你相应的价值。在可预见的未来，中国真正渴望从世界进口的产品是什么？
在交流中有人提到了大宗商品，比如大豆和铁矿石。但提出这一观点的人心里也清楚，这对欧洲的制造业而言帮助甚微。有人指出欧洲的奢侈品，比如箱包首饰在中国依旧受欢迎，但很快对方又话锋一转，把讨论的重点转向了中国本土新兴的高端品牌，还有人提到了欧洲的高等教育，不过很快又补充道，清华和北大在学术严谨性上，往往要比许多西方院校更具竞争力。
最终一些深入思考过这个问题的中国经济学家干脆直接跳到了下一个问题：“所以说呀你们欧洲才应该让中国企业在你们那建厂”……
这个回答让哈丁感到非常尴尬，因为这不仅是他，也是整个欧洲都不愿意面对的答案，那就是在未来中国几乎不想再从欧洲进口任何东西。
哈丁在他的文章中提到，中国正在加速构建一个全能高效且具备成本优势的制造业系，其目标是实现全面的自给自足。这不仅是一句口号，也是正在发生的现实，在许多领域中国已经不再满足于充当一个客户的角色，而是正在向开发者转型。
毋庸置疑，目前中国仍然是高端芯片、核心工业软件、大型商用飞机以及最尖端生产设备的重要买家。然而这种买卖关系更像是一名住院医生在向他的老师请教，这是有保质期的。中国正在投入巨量资源，力求在最短时间内实现这些关键产品的国产化，并在完成自供后迅速转向出口。
面对这种决心，西方业界通常会问你们中国为什么要这么做？
而中方的回应往往带有非常合理的解释，我们不能被指责。你们看看美国是如何将出口管制作为武器，试图遏制我们的发展，你们必须理解中国深切的不安全感。站在中国的角度上，这种战略动机无可指责。
然而哈丁毕竟是个欧洲人，从欧洲的立场来看，这就导致了一个残酷的逻辑悖论。
如果中国不想从欧洲这里购买任何东西，那我们又该如何与中国进行贸易？
贸易是一种平衡，欧洲、日本、韩国和美国的工人需要工作岗位，这些工作岗位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出口，但现在更现实的危机是，如果没有足够的对华出口收入，这些国家最终将缺乏支付从中国进口商品的能力。一旦全球最大的工厂变成了一个只卖不买的市场时，那么现有的全球贸易平衡体系就会被打破。
根据高盛的分析，未来几年中国这种出口挤出效应将对德国造成约0.3个百分点的经济增长拖累，使德国成为最受影响的发达经济体之一。这就意味着中国出口越强劲，欧洲自身的增长压力就越大。欧洲要想解决这一问题，最好的办法当然就是说服中国。如果中国能采取措施刺激内需，解决通货紧缩，消除结构性消费障碍，并减少对工业的巨额补贴，这将不仅有利于世界贸易，更有利于提高中国民众的生活水平。
然而欧洲对这种改变的期望必然会被中国的战略优先级所降温。
从中国最新的5年规划建议来看，中方未来5年的优先级排序非常清晰，制造业科技发展、国内消费很明显。在国家竞争和安全为先的背景下，发展高价值制造和科技仍是中国决策层的首要目标。至于提升民众消费水平虽然重要，但并不居于首位，这就让欧洲处境很尴尬。
哈丁在他的文章里用一个非常自嘲的口吻来形容这种处境。布鲁塞尔现在只剩下两个选项，一个艰难的选择和一个糟糕的选择。
所谓艰难的选择就是，要么欧洲必须全面提升自身的竞争力，像美国那样在科技行业寻找新的价值源泉，这意味着欧洲要进行系统性的痛苦的改革。例如减少福利，放松监管，这倒不是说欧洲的社会福利和监管本身是坏事，但是在面对中国这种体量的全方位竞争时，高福利高监管的模式实在是令欧洲负担不起。而且即使是这种深刻的内部变革，在面对中国这样一个无所不攻无所不求的对手时，也未必能完全奏效。
而所谓糟糕的选择，则是要么到欧洲所有好牌都出尽的时候，剩下就只能是坏。
比如诉诸贸易保护，对于欧洲来说，如果希望在中国冲击面前保留仅存的工业基础，大规模的贸易壁垒似乎正变得难以定，但这条路不仅充满风险，且破坏性极强。
虽然中国此前能够承受美国的关税，但其对待欧洲等其他国家的贸易壁垒，很可能会采取更为激烈的反制措施，这将加速全球贸易体系的解体。
哈丁认为，这场由中国全方位自立所引发的全球贸易结构调整已经将欧洲推到了十字路口，这不仅仅是简单的贸易摩擦，而是一场关乎经济模式、社会福利和全球分工体系的深刻重塑。如果有朝一日世界最大的工厂真的不再依赖外部供货，那么旧有的贸易逻辑肯定会被改写。
中国欧盟商会还倒打一耙，试图“洗白”欧盟的保护主义政策。报告声称，随着中国推动自力更生和实施出口管制，各国着手降低对中国的依赖度，例如欧盟采取了更“进攻性”的对华政策。
中国欧盟商会会长彦辞 资料图
欧洲的困境，中国的选择背后是两条截然不同的发展路径，正在分道扬镳。未来以来不管愿不愿意，大家都得在这个新局中重新寻找自己的位置。